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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李瑟 　出處：天下雜誌 108期 1990/05

原文刊登於天下雜誌 1990年5月 ，108期

飛機即將起飛，昏暗的馬尼拉機場突然傳出淒厲的哭聲。

一對母女臨上機前，才知道仲介商把她們分到不同國家做女佣。拎著四個塑膠背心袋的行李，哭得披頭散髮的母親一步一回首，紅腫的雙眼無法離開踡曲在機場牆腳痛哭的女兒。悲泣聲中，飛機急速離去。

骨肉分離，在菲律賓天天發生。每年有十萬人到世界各地打工，將工資匯回養家，並且貢獻十億美元給這貧窮的國家。大學畢業女生到香港、新加坡、台灣當女佣，男生則去沙烏地阿拉伯做建築工、起重機司機，醫生則去美國當護士。

台灣也有五萬菲籍建築工人，以及不知數量的非法女佣、歌手。週末時，她們常聚集台北頂好巿場的公園，互訴鄉情。

凍結二十五年

 時光老人大大地捉弄了菲律賓。在過去三、四十年間，當東南亞各國極力擺脫貧窮，擠入新興工業國行列的同時，菲律賓卻從亞洲第二富有國（僅次於日本），淪落為赤貧國，背負外債二百七十六億美元，列名全球十五大負債國；半數人口（三千萬人）在貧窮線（一家六口每月收入一百美元）以下掙扎，每六個人就有一個，找不到固定工作。

菲律賓人原本有雄心壯志，要做亞洲的金融中心、文化中心。

一九六五年馬可仕初掌政權時，菲律賓平均國民所得已達四百美元（台灣才二百二十美元），富人與中產階級多半雇有華裔女佣。大馬尼拉的馬卡蒂金融區裏，現代高樓林立，道路寬直平坦，會計師、律師、金融財務人才濟濟。

同樣那一年，新加坡人正在李光耀領導下，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，蕞爾小島資源缺乏，連水都要仰仗馬來西亞供給。

二十五年後的今天，馬卡蒂還是以前的規模，只是樓變舊，人變老，舊時移民走掉大半。「好像凍結了二十五年，」世界主管文摘發行人那茲歎道。而新加坡完成了菲律賓的夢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，也是個現代化、整潔美麗的花園城巿。

政治腐敗，經濟未能走上出口導向工業，農業土地改革失敗，以及社會上熱烈擁抱美式價值觀，重消費而不重生產與儲蓄，交纏成一道魔咒，把五○、六○年代一場繁華美景，在七○年代轉眼成空。

財閥政客的民主政治

 一九八六年，忍無可忍的人民革命成功，趕走獨裁腐敗的馬可仕，長相與聲音都嬌柔的柯拉蓉接任總統，施行民主，舉國歡騰，舉世祝福，一些移民海外的菲律賓人移回國內，估計有二十億菲幣（披索）匯回來。大家都以為，菲律賓人從此以後，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。

然而奇蹟似的革命成功，隨之而來民主架構的全盤建立，並未保證他們從此步上康莊坦道，重建國家。人民對民主政治的粗糙理解與漏洞百出的施行方法，更加劇菲律賓政客橫行，行政決策效率低落，反而不利推行經濟改革。

柯拉蓉政權很快在一九八七年頒布新憲法，實施美國式的三權制衡政治，並且國會還分參（上）、眾（下）議院，加重制衡，「整天在check & balance，最徹底的民主，」我國駐菲律賓的太平洋經濟文化中心代表劉達人說。

從總統以至農夫、司機，人人都在謳歌民主與自由。「這是最好的制度，不會有獨裁者，」四年前召集人民上街阻撓士兵鎮暴，促成人民革命成功的天主教 紅衣主教辛海棉，斬釘截鐵地說。這位社會影響力強大的宗教領袖，也是總統諮詢的對象，辦公桌後就有一具直通總統府的金色電話機。在菲律賓有九三％人口信奉天主教。

那時台灣剛起步，很多兒童赤腳上學，馬可仕夫婦已能請到英國最偉大舞蹈家瑪芳婷，為日落大道上的文化中心開幕首演。

柯拉蓉總統也在接受「天下」訪問時說，「立即恢復民主與自由，是我最大的成就。」

難以翻身的窮人

但是典章制度及民主精神欠缺的民主，反而為經濟內政原本就困難重重的菲律賓，帶來新的災難。律師出身的參議員、地主財閥出身的眾議員，穿著白紗菲律賓上衣，鎮日在冷氣充足的白色歐式建築裏辯論，輪流以審判的、諷刺的語氣質詢行政官員，要求一對一答辯，一天下來尚無結論。「而且眾議院通過的案子，參議院總要傳統性的反對，」眾議員瓦尼西亞說。

參議院挑高大廳的梁柱上，站著許多描了金邊的白色天使與聖徒塑像，每天俯視這民主試煉的競技場。外面馬路上，苦力踩著人力車謀生，失業工人坐在路邊發呆，驕陽曬得人頭昏腿軟；十分鐘車程外，有成千窮人正在垃圾山裏，踏著滿地泥濘，翻揀塑膠袋、啤酒罐。全身一絲不掛的小男孩，眼珠骨碌碌，不知是因為站在發酵沼氣所悶燒的濃煙裏，還是由於飢餓與爭搶食物，他們的眼神看來都透著一股淒厲。

代議政治由來已久。美國人扶植菲律賓民主代議政治一世紀以來，拔取地方富豪從政，造成財閥政客代代世襲。他們大多出身自六十大家族，或者與大家族有姻親、事業合夥的關係。

馬卡蒂金融區的百萬富人村裏，住著很多這種背景的人。一位出身地主與石油公司世家的眾議員的華宅裏，僕人正在數百坪的花園一角清洗賓士車；美國南方式建築裏，賓主在銀餐椅、銀刀叉匙交錯間，暢談海濱別墅的假期，四周僕從侍立；講一口標準美式英語的子女做陪，適時插入得體的話題，維持歡愉氣氛，也一邊學習做主人，因為日後他們將繼承政治與財富，並且尋覓門當戶對的婚姻，把財勢結合得更穩固。

議員在議會裏充分發揮制衡功能，卻阻撓了國家政策的推行。身負柯拉蓉政權重頭戲的農業土地改革部，歷經多災多難的四年，面對身兼大地主、地主利益代言人的國會議員，無力挺進具經濟與社會雙重目標的土地改革，就是明例。

在這個仍以農業為主、每三個人就有兩個人是農民的國家，全國八○％的土地都掌握在二○％的有錢人手上。貧富差距達二十倍以上，把許多年輕人逼成共產黨，迄今還是菲律賓動亂的主因之一。

也是出身於地主大家族（娘家許寰哥以及夫家艾奎諾）的柯拉蓉，一就任總統，就把土地改革列為她消除貧窮，重整財富分配，改善社會動盪，並為工業化鋪路的施政重點。她說︰「只有消除貧窮，才能徹底解決政治左派、右翼永無寧日的攻訐。」

政府原訂分十年，向全國地主徵收四百萬公頃農地分給一百三十三萬農民。然而受到地主與政客阻撓，徵收情況不良，過去兩年裏只徵收到三十二公頃，「年度達成率才四○％，」未任命的農業土地改革部部長阿巴德透露。

然而施展土改政策的農業土地改革部，四年裏已因參眾兩院砲轟，換了三任部長。出身律師、大學時代即關心社會問題的三十五歲的阿巴德，已處理部務五個月，仍未被正式任命，因為由參眾兩院組成的任命委員會，已三次駁回總統所提出的阿巴德人事案。地主議員們認為︰「阿巴德為窮人說話，是共產黨同路人，不能信任。」

政變罰三十個伏地挺身

 因民主而起家的柯拉蓉，也力行民主。她委託議員來決定，地主可以保留多少土地自用，爭論多時，國會迄今仍未定案。許多接受採訪的菲律賓人因而不看好土改前景，「馬可仕獨裁時土改都沒成功，何況現在，」亞洲最大會計師事務所ＳＧＶ的裴利世說。

還有很多人因而看輕柯拉蓉的領導魄力，把她對前五次叛軍抓到後只罰三十個伏地挺身的處置，一併引為笑談，「我們的總統太軟弱。」在很多其他國家，叛變是唯一死刑。

民主討論與民意表決，也在行政體系裏風行，反而影響了行政效率，並打擊外國投資客。日本丸紅商社要在南部卡威地省，投資開發二百三十二公頃土地， 卻因農業、工業用地的分配比例，引起四個行政部門從去年討論到今年三月，最後還靠總統出面解決。她請二百四十個當地農戶表態，依各人意願來決定工、農地的比例，而不是依據土地良莠，或其他任何原則。

民生、工商所需的電力供應也在拉扯中喪失。大馬尼拉巿郊一百公里外，核電設備棄置倉庫四年多，城裏卻每天停電四小時，每週一全天停電，去投資的台商拿著手電筒工作。這是因為在抗議者的壓力下，政府還沒決定該怎麼辦，只好每天付三十五萬美元利息，一邊還與西屋公司打官司，懷疑這樁採購案涉嫌馬可仕拿回扣；國會則在爭辯不該使用核電，以免污染，最好改用燃料輕柴油的氣渦輪發電，但是設備與燃燒費用為核電的兩倍，菲律賓其實付不起。

事事議而不決，只說不做，帶來絕對的無效率。一位財政部官員就惱怒地說，他每週開會五十六次，「辯論又辯論，談話復談話，可是沒有一件事做成決議。」

部會不決策，事情就往上推給總統決定每件事，從物價到投資案，「樣樣事情都要她來管，腳都陷下去了，」台灣駐菲代表劉達人同情地說，制度所造成的迷宮，再英明的領袖也走不出來。

文官捲入政治漩渦

在這樣畸型的政治生態裏，有能力、想做事的技術官僚就很難發揮。一位不願搞政治派系的次長級官員，卻在內閣三次改組，政府派系傾軋後，莫名其妙被捲入，趕緊黯然告別文官生涯。他說︰「人民為什麼要努力工作？只要會政治鬥爭就好了。因為爭奪到權力，就可以命令努力工作的人去服侍他。」

ＳＧＶ創辦人薛華成，比較他遍歷全球各國的心得指出︰台灣過去政治環境穩定，有利於嚴家淦、李國鼎這些具技術官員特質，長於規畫與執行的人，放手做 事。但菲律賓沒有這樣的條件。「當年李國鼎他們執行經濟政策，可以不被捲入政治漩渦，也不會動不動就被新聞界批評，但是菲律賓今天不可能。」

亞洲開發銀行資深人員王鶴松也說︰「菲律賓人跟現在的台灣很像，一切泛政治化，不用經濟手段解決經濟問題。」

突然重獲失去長達二十年的民主自由，大多數人並不了解自由的定義，新聞界的痛快淋漓，以及四年內軍方發動六次政變，就是絕對自由產生的絕對濫權，一位觀察者舉證。

政變時，民營的電視台、收音機現場實況轉播，詳述政府軍的人數與部署狀況，連砲彈要往那裏打、落點如何，都鉅細靡遺。叛軍就根據報導隨時應變。民眾卻謔稱政變為「Showtime」，趕往圍觀。

很多人認為菲律賓新聞界目前享有過高的新聞自由，勢力超過任何亞洲國家。

一九八六年以後，馬尼拉的報紙，突然由三家增加到三十五家，近三十家份數都在一萬以下。記者需求量雖大增（三百個記者在馬尼拉巿奔竄找新聞），待遇卻低到每月不到一百五十美元，素質也參差不齊。甚少有記者能每天順溜寫幾千言諷刺、戲謔的文章。「既不查證事實，也不理會誹謗法的約束，」貿工部一位官員說。

馬尼拉星報報導，柯拉蓉總統在上次政變時躲進床底下，震怒之下，這位女總統邀請記者到她家，查證她的寢具床腳全部密封，不可能躲入，並且與星報對簿公堂。

消遣總統、諷刺官員成為新聞的主流；但當權力界與新聞界在犀利辯論時，如珠妙語幾乎使人忘記菲律賓有一籮筐的問題。很多政客與新聞記者，一大早起來，就到半島酒店、洲際飯店、馬尼拉飯店趕一場又一場的酣辯。洲際飯店裏記者與政客聚會的地方，稱做「三六五俱樂部」，意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聚會。 就連英語始祖國英國的記者蓋瑞都說，「他們的用字利得像刀一樣。」可是菲國的難題並未因此迎刃而解。

「有民主與自由的形式，卻缺少國家觀念」，使政治人物的私欲，恣意在理論上最完美的民主制度裏橫行，菲華工商總會會長李永年指出。部分新聞界結合權力界，再加上軍隊不滿分子，假正義之名揭竿而起。「急著分餅，卻不先把餅做大，」最受尊敬的著名政論家羅慕指責道。

別聽他的，他是騙子

 與共產黨同為柯拉蓉政府頭疼的軍隊勢力，在過去六次軍變中，充分顯示欠缺「效忠國家為軍人天職」的忠誠觀念。

叛軍首腦之一的洪納山上校，一直因涉嫌多次軍變而遭政府懸賞通緝，但政府卻無力追捕到案。四月中旬，他又輕鬆自若地出現在電視上，笑稱「已有準備，未來幾個月內再發動軍變。」

曾經是洪納山頂頭上司的安利爾參議員，則被政府以及民間一般人士指控為政變主謀、資助者，「沒有固定政治理念與立場，只有個人利益。」這位擁有數億美元家產和哈佛法學院背景的政壇人物，當過馬可仕長達十七年的國防部長，也是馬可仕頒布戒嚴法的起草人，卻在人民革命時帶領軍方倒戈，革命後成為柯拉蓉政權的國防部長。不久他即以總統未實現諾言：分配足夠政治位置給各派系，而退出內閣，並聲言爭取出任總統。

然而柯拉蓉拿安利爾沒辦法。他在上次政變之後被捕，後來法官以證據不足，准他保釋。

安利爾穿著白西裝、白鞋，在參議院接受「天下」訪問時，眼神犀利卻神態優雅地談起，曾經數次來台訪問，認識王昇、蔣緯國，去過北投……，其餘時間都在大力抨擊柯拉蓉「缺乏領導力」。他拿著「審判蘇格拉底」一書表示，正在研究兩千年前這位希臘哲學家，被誣陷入獄的心情，以比喻自己的心境。

但另一位權力核心人物說︰「別聽他的，他是騙子。」

長期的挑戰

政爭與政局動盪影響民心，也令國際投資計畫擱置。去年十二月政變後，美國、德國投資考察團立刻打包行李離開菲律賓，日本ＳＯＮＹ建廠計畫也暫停。

菲律賓著名經濟學家維亞格認為，政變頻仍，將使政府期望未來十年ＧＮＰ以二位數字速度成長的理想延遲實現。「如何維持政治穩定，是我們長期的挑戰，」維亞格指出。

英國記者蓋瑞與「天下」同時期在馬尼拉採訪，他觀察認為，其實菲律賓的美式民主制度，「是先進國家才有條件實施的。」

聖塔湯瑪斯大學校長卡斯蒂洛也指出，真正的民主需有足夠的民意代表性，自由則以謹守紀律與法治，維護國家民眾權益為前提。

所幸菲律賓已開始有人反省。眾議院議長密特拉與議員瓦尼西亞，正在擬議將國會兩院簡化為一院，以增進效率。

為數極薄的中產階級也有人提議︰「也許我們需要較多的約束，而不是較多的自由。也許我們不該從美國人那裏學那麼多，」ＳＧＶ裴利世說。

政論家羅慕說，有必要重塑新的價值觀。「現在要提倡合作與製造才是新流行，不是分配。人人都想做律師，玩政治，耍嘴皮，應該已過時。」

馬尼拉灣的落日

 菲律賓其實不缺愛國、有識見的人才；更有樂天知命、眼神柔和、逢人就笑稱對方Sir、Mdme的可愛人民。他們不主動爭取多工作多賺錢，但是經過領導與管理，就會表現勤奮。問題在於有無激勵他們發揮良知良能的環境。

一位中級技術官僚，就熱切導引外國訪客趕在傍晚六點以前，去看「馬尼拉灣的落日，我們最美的景色，」他面對艷紅柔和的夕陽，自豪地說，眼睛裡閃著晶亮的光。

如茵草地的那端，神父正在為新人舉行露天婚禮，白紗、玫瑰與彩帶，在輕柔晚風裡婆娑，賓客們祥和地祈禱，高唱「天主必會使我們的夢實現」。

剩下的問題，需要菲律賓人自己想清楚，什麼樣的制度才最適合這個國家和既有條件？菲律賓真正需要的是什麼？什麼才是菲律賓人要完成的夢？（李瑟、刁曼蓬採訪）

菲律賓素描

 　英文、可樂、啤酒與盛裝的高中畢業舞會。菲律賓的表面非常西化，富庶地區使人想起紐約第五街，以及波士頓的豪門巨室；貧苦髒亂地區則是貧民窟、垃圾堆。

　不僅表面西他，這個位於台灣之南，婆羅洲之北，與台北之間才相隔兩小時飛程的國家，更有西班牙人三百年、以及美國人五十年的殖民統治，加上中國人、馬來人移民遺留東西方混合的文化特色。

　二次大戰結束，菲律賓成為第一個掙脫西方殖民統治的亞洲國家，於一九四六年，也就是四十四年前由美國人扶植獨立。

　菲律賓由七千一百零七個島嶼組成，面積三十萬平方公里，（約為台灣八．三倍），人口六千萬（為台灣三倍），由菲律賓原住民、馬來人、中國人、西班牙人後裔通婚混合而成，卻有幾十個族群，各有其文化、方言，再加上岷答那峨島南部有回教徒組成的反叛民軍，不斷以軍事活動要求獨立；另有兩萬多名共黨（新人民軍）盤據鄉間或山頭，增加了內部政情的動盪不安。

　律師出身、辯才無礙的馬可仕於一九六五年當選總統，一九七二年卻藉口平息共產黨，以及回教摩洛解放陣線，宣布施行戒嚴法，以便繼續做總統。然而政府軍始終未能解決內部動亂，反而讓馬可仕獨攬大權，偏袒至親好友壟斷財富利益，更劇烈拉大貧富差異。

一九八三年馬可仕的頭號政治反對者艾奎諾，返國時在機場被暗殺，菲國人民對馬可仕政權信心瓦解，經濟也急遽惡化，一九八五年的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倒退到一九七五年的水準（六一一美元），外債高達兩百六十億美元。據官方統計，約有六成人民在貧窮線以下。 　一九八六年人民（不流血）革命，馬可仕夫婦倉惶出走，艾奎諾的遺孀柯拉蓉就任總統職位，第二年施行新憲法，恢復民主制度以及選舉體制，全面改選國會議員以及地方首長。（李瑟）

（文章轉貼：天下雜誌 http://www.cw.com.tw/article/index.jsp?id=20592）